我們對企業的期待是什麼？一家「良心企業」除了生產出讓消費者安心購買的產品、是供應鏈中值得信賴的夥伴之外，它還應當財務健全，對大小股東負責，符合各種勞動及法規的規範，照顧員工，也照顧環境。
這些，都屬於「企業社會責任」（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）的一部分。然而，企業可以做的不僅於此，身為整體公民社會的一份子，企業對社會的回饋可以在不同層次發揮，例如以環境永續為目標，改善產品的製程與包裝，減少浪費；回饋周遭的社群，認養路樹、淨灘；提供獎學金鼓勵學子等等。以更加積極的方式，為社會的改變盡一份心力。
概念上來說，企業社會責任 （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，簡稱CSR）尚未有公認、一致性的定義，如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認為， CSR是「企業承諾持續遵守道德規範，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，並且改善員工及其家庭、當地整體社區、社會的生活品質。」[1]廣泛來說，可以從三個面向：環境面、社會面、經濟面來實踐企業社會責任。
CSR概念的起源
早在1923年，由英國學者Oliver Sheldon的《管理哲學》中，便已提到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。有鑑於工業革命之後的生產方式，加速資本迅速累積，卻也挑戰既有的社會秩序，並且有剝削勞工的情事發生。儘管Sheldon提出的理念在當時並未受到重視，隨著西方國家相繼工業化，也產生類似的社會問題之後，CSR的概念逐漸受到重視。1953年Bowen出版《商人的社會責任》一書，詮釋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內涵，認為CSR的主體應是現代大公司，實施者為企業的管理者。但是，有別於「做不到就開罰」的強制性規範，Bowen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原則應該是出於自願而非強迫。Bowen的著作，也開啟了後續眾多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。
在二十世紀後半，全球化的浪潮讓跨國企業興起，也讓商業的供應鏈越拉越長。已開發國家的製造業外移，以他國的廉價勞力為代價，壓低製造成本來換取利潤。然而這樣的模式也造成製造國的環境污染、勞工安全問題。1990年代，歐美社會意識到相同的環境保護、勞工意識應延伸到開放中國家，跨國公司面臨公會、消費者團體、非營利組織的倡議及壓力下，著手訂立「責任行為準則」，將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，延伸至其供應鏈上的重要節點。著名的跨國公司如沃爾瑪、耐吉等，都針對自身企業制定相關的行為準則[2]。
然而，這些「準則」，應該是企業「說了算」嗎？企業說自己好棒棒，都有照著自己訂定的規則來，總不免缺少公信力。為此，商業機構、國際團體推出獨立的第三方CSR標準，藉由國際標準來檢核企業的相關作為，包括禁止童工、反對就業歧視、實行法定工時及工資、節能減碳等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，這些標準也逐漸受到採用。在國際團體的監督之下，跨國企業的違規更加無所遁形。消費者對於相關準則的意識也逐漸提高，選擇用鈔票展現支持如「公平交易」「環保永續」的理念。讓每一次消費，都在「投票」決定更好的未來。
CSR所帶來的正面效益
除了對自身產品跟供應鏈的檢視，符合準則，不造成破壞之外，企業社會責任的積極正向作為，還可包括對自然環境的改善，或是社區的回饋，例如常見到企業發起帶領員工進行的淨灘活動，或是針對企業關心的領域提供獎學金，鼓勵學子等等，與周遭的環境與社群產生良好連結。
表彰善盡社會責任的企業，除了是對執行者的肯定之外，透過政府及媒體的公開表揚，也讓投資者、利害關係人及社會各界瞭解企業在社會責任的努力，鼓勵更多企業重視社會責任的推動。在台灣，文化部的「文馨獎」期望藉此，結合民間力量一起發展文化藝術事業，打造創新、創意的文化藝術鼓勵企業[3]；遠見雜誌CSR企業社會責任獎從「幸福企業」、「環境友善」、「教育推廣」、「公益推動」、「樂齡友善」等四個類別，進行對企業整體CSR表現的評比，涵蓋公司治理、社會績效、環境績效、CSR策略規劃、利害關係人議和、資訊揭露透明度等面向，完整評鑑表現[4]；天下企業公民獎參考聯合國全球盟約、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等國際指標與評量方法，依照「公司治理」、「企業承諾」、「社會參與」、「環境永續」等指標，評選出「天下企業公民TOP50」[5]；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，則以民間力量推動企業揭露ESG資訊，促使其內化為經營管理準則，邁向永續發展[6]。
歷經近百年來的演變，企業看待CSR，已經不再只是「錦上添花」，聊備一格的公關操作，甚至也不再只是應盡的義務或責任。企業已逐漸將其與經營模式整合，成為構思營運策略時，一併考量及整合的內容。同時，也開始尋求數據化的方式，衡量追蹤企業對社會可以帶來的改變；另一方面，也越來越多企業轉變為多元策略的企業社會責任，取代分散、單一、短期的贊助、捐助及補助模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