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是生活方式的累積，無論是繪畫、音樂、文學、歷史文物典藏，或是影視、漫畫、設計等各種文化產品與活動，不僅豐富了人們的精神，是教育的重要環節，更是每個社會的核心價值所在。藝術與文化展現創造力，勇於思考，它與企業的結合可以是雙贏的效果，更有機會為社會帶來正向的改變。
肯定文化的社會價值，給予藝術家、藝術團體鼓勵，是企業行之有年的慣例。個人資助精緻藝術的慈善捐贈（philanthropy），以包場方式贊助表演藝術演出、邀請學童觀賞教育場次等等，都是存在已久的贊助模式。然而，隨著實踐CSR的方式與時俱進，純為慈善而「慈善」已不再是企業想依循的模式，「做好事，也把事情做得更好」（do good while doing well），也成為企業思考CSR時的方向。
國際上，無論是倡議團體、學術機構，或是政府組織，已對企業社會責任與藝術文化的結合持續關注，並提供相關的研究。美國藝術（Americans for the Arts）在2015年出版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rts報告[1]，當中指出企業與藝術文化的相結合，若能找到並且整合、產生影響的策略，可以讓雙方憑藉所長，朝向共同目標邁進。
CSR for Culture 在台灣
在實踐CSR的過程中，政府是如何鼓勵企業投入，並設置相關規範呢？在台灣，證券交易所於2010年發布《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》，建議各上市上櫃公司宜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簡稱金管會）並於2017年規定資本額達50億元以上企業必須強制編製CSR報告書。以「落實公司治理」、「發展永續環境」、「維護社會公益」、「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」為CSR實踐原則。
只是，礙於「文化發展」相關的計畫並未明列於四項實踐原則範疇中，造成各企業認定情形不一的狀況。文化部自2016年起，即與金管會及證交所啟動協調，在2019年，證交所同意將「促進文化發展」明確納入《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》的「維護社會公益」範疇中。藉由政府的規範，也展示鼓勵企業結合CSR支持臺灣藝文發展的決心[2]。
在台灣，依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的研究，從企業發布之2017年企業社會責任/永續報告書內容中發現，當年度在報告中有支持文化發展相關領域的企業共計217家，投入支持文化領域較多者，以比例為：社群營造（39%）、表演藝術（29%）、藝文教育（26%）、視覺藝術（22%）。儘管如此，各文化領域的支持家數占比未超過四成，顯示我國大型企業支持CSR未有明顯集中情況。
企業實踐CSR的五種模式
從企業的角度看來，以CSR的策略執行模式而言，與企業發展策略的密切程度關係，大致分為以下五種：
（一）資源協助模式（提供經費及一般人力協助）（第一層次）
企業的執行方式包括經費補助、不指定特定用途的慈善捐助、經費贊助（針對特定專案或指定項目），以及企業支援提供一般性支援協助等。這些資源協助，多半以「單次」或「短期式的經費」，及一般人力協助為主。也許是企業帶領員工進行的單一活動，或是當年度的特殊專案，在專案或活動結束後，合作關係也就此告一段落。
這樣的投入模式亦與企業本身經營業務專業不見得有關聯，CSR與公司使命及營運兩者獨立，甚至有些支持是基於企業主的個人意志而來，因此，若企業易手、換人接班，這些支持便可能中斷或產生變化。由於與企業經營專業無涉，經營階層容易產生「施捨」與「不樂之捐」的偏頗心態，對於建立夥伴關係來說，挑戰也更多。
對藝文團體來說，資源協助模式對雙方來說，可能比較不複雜，對於初次合作的企業，也可藉此作為日後再合作的初步嘗試。只是，此類模式多屬短期的合作，若夥伴關係無法延續，想要再重新提案、尋找新的企業夥伴，對於藝文團體而言，也會增加行政成本。
在台灣，這是目前占比最大的協助模式，當中又以經費贊助模式最多，提供一般志工服務及文資捐贈等支持模式案例較少。著名案例包括藝文創作的支持，設立藝術獎項（如台新藝術獎）、捐助成立文化機構及空間（如奇美博物館、鳳甲美術館）、文化藝術活動中的冠名贊助、包場、贊助藝文團體赴國內外交流競賽。地方創生案例如台積電資助前美國大使館整修等，還有企業相關基金會致力贊助校園藝文活動等。
（二）專業協助模式（第二層次）
此模式的CSR執行方式包括企業職員提供專業技術的志願協助、成功經驗分享、協助能力建構等。因為能與公司的業務專長領域相結合，所以能夠提供更進一步的互動合作關係。立基在本業上，會讓員工更願意投入，後續也可能回饋到企業業務。若非直接透過企業員工投入支持，可能會由企業另設的基金會部門專業人員推動。儘管如此，這樣的合作關係，依舊有可能是單次、非多年期的合作。
對藝術家而言，這樣的合作模式有機會對企業更加了解，同時透過企業的力量，幫助藝術家跨越創作限制，打造藝術與工業、產業的新連結。過程中，企業的員工等專業人士，也很可能藉此對自己的產品有更多的認識及創意。這樣的過程能產生的雙向連結與溝通也就更多。著名案例如東鋼藝術家駐廠創作專案：每年，東鋼邀請一位國內藝術家和一位外國藝術家在苗栗工廠工作，在居住的幾個月中，東鋼提供廢鋼、專業機器和技術人員等資源。完成創作後，東鋼會辦理發表招待會來展示其作品。從辦理的經驗中，也讓東鋼的員工對藝術創作產生興趣[3]。
（三）資源媒合模式（第三層次）
此模式有別於前兩種模式由企業單方投入，「資源媒合模式」則由企業擔任平台角色，規劃想法，以訴求爭取聚合各方企業CSR資源共同投入，針對不同課題解決需求，也媒合不同專長或資源擁有者共同投入。企業通常需要設置專責的CSR部門及人力來處理這些事務，例如獨立的基金會或非營利組織。這種方式也讓企業與CSR的合作對象在關係上更為緊密。
對藝文團體、藝術家而言：資源媒合模式有助於拓展潛在的合作對象，例如專案中的其他專業人士，或是藝術中的跨域合作，也有助於尋找理念相近的夥伴。同時，也可以透過夥伴關係，一同思考專案能達成的社會影響，藉由資源整合，讓效益擴大。
相關案例如信義房屋的「社區一家、全民社造行動計畫」，從第一階段（2004-2008）的申請案多以延續與宣傳地方產業文化開始，到第二階段（2009-2014）青年返鄉提案，成為傳承文化與永續發展的新興力量；再來發現許多社區需要提案方法的培力協助，否則無法在媒合平台上成案。2015年則更名為「全民社造行動計畫」調整為「學習互動參與」，分享成功經驗，也擴大合作對象範疇 [4]。
（四）商務合作（第四層次）
此模式的執行方式包括社會採購（Social Procurement），帶動消費者購買具有社會使命的產品和服務，強調額外的影響力。或是與合作夥伴提供客製化或優惠或免費的產品，共同專案，計畫執行等等。與前三種模式相比，此模式從商業模式角度構思CSR投入策略，因此合作方案可能是共通業務開發或專案合作，也可能是顧客商務關係，卻不是追求理論極大化的一般商業關係。企業可能是協助對象的採購客戶，合作對象可能是企業的需求客戶，彼此的互動和關係也更加緊密。
對於藝文團體，或是相關的工作者來說，與企業共同開發可以藉此發揮所長，借重企業的優良產品特色，完成自身的作品，相得益彰。相關案例如中強光電集團子公司奧圖碼科技，為全球最大的投影機製造商，主要業務為投影系統研發，展演、展覽及藝術表演等工程性質高階投影領域是該公司努力發展的領域，因此藉由贊助相關高階投影設備及技術，支持展演活動，一方面善盡企業社會責任，另一方面也藉由藝文展演，精準地向潛在需求客戶展示產品性能。
（五）策略夥伴（第五層次）
此模式的CSR執行方式包括共同辦公室（co-location），策略性整合與互嵌（Strategic integration/embedment），例如設立文化發展相關基金會，或是事業策略的融合。而企業與CSR合作夥伴間屬於高度整合關係，甚至整合進集團中，思考透過CSR執行來達成社會目的，集團下的部門也會透過CSR執行，為公司永續成長製造動力，在顧客選擇與關係經營中，兼具商業獲利與社會責任的思維。
以台灣的企業為例，2007年成立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的忠泰集團，以建築、藝術及文化等角度切入，先是舉辦「明日博物館」、「都市果核計畫」等展覽，以演講、論壇、展覽、工作營、專書出版等，探索並實驗性地推廣建築和藝術文化的各種可能性。進一步於2017年創立忠泰美術館，參考日本森美術館的作法及經驗，關注國內外中生代指標性建築家、年輕藝術家，並把焦點放在提升城市和建築的品質上，延伸探討城市發展議題，營造忠泰建設的專業及領導品牌形象。
但是以開發商的身分，要從事相關的文化事務，要取得藝術界及設計界的信任，也需要時間。藝評人吳牧青觀察：「在建築界的社群，忠泰基金會能夠在短短數年之內取得高度的認同，更不只是展覽的策辦，2012年起催生雙年一期的「ADA建築新銳獎」、2013年起定期的「建築人小酒館」活動，及每年十餘場的建築專業工作者的業界學界對話，其與民間建築獨立工作者社團非利益關係的友好交誼和沙龍風氣，應也是台灣建築專業界史上的僅見」[5]。
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李彥良曾表示，「基金會的成立不是為了節稅和形象美化的考量，而是希望將基金會設定為企業的大腦，或者說像是走在企業之前、更前端，類似一個研究型組織的智庫角色。」同時，他也認為「基金會一定要從公益性出發，具有前瞻性和價值性，它將理想與理論研究出來後，便期待企業能夠實踐。但從研究到實踐，甚至企業改變的過程，坦白說很不容易，需要長期的相互影響」[6]。
長遠來說，讓CSR嵌入企業的策略，也有可能讓企業產生質變，讓母企業創造更多社會價值，並且回饋至社會。
CSR合作模式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