臺灣企業在 CSR 的投入多半不涉及與社會結構、社會衝突以及政治權力有關的社會議題，在這種基礎上很難期待 CSR 對藝文活動的支持，能如同前述美國企業所表現出的、與各種社會倡議清楚結合的策略。
但換個角度來說，如果企業有清楚的社會倡議進程，那麼各種具創意的藝文活動也可能成為企業與社會溝通的重要工具。而在基層社區中致力推廣藝文活動的草根組織，也會是企業推動文化 CSR 的重要合作夥伴。
藝文 CSR 對藝文產業來說，也可能是雙面刃
在「美國藝術」NPO 發表的《企業社會責任與藝術》報告中，雖然也有點出企業資源有限，以及社會影響力評估指標不易建立等問題，但整體來說，CSR 投入藝文活動與相關團體的支持，似乎已是水到渠成的良性發展。
費南德斯（Kasmin Fernandes）2019 年在關於印度藝文 CSR 的簡短討論中也指出，企業利用 CSR 資源支持藝文活動與團體也是一種策略性的投資，雖然不見得能帶來金錢上的回饋，但藝文 CSR 仍能提供許多助益，包括提升企業聲望、累積消費者對企業的好感等。文化 CSR 的投資甚至有助於建立越來越有價值的文化經濟生態系，有利藝文團體的長遠發展。
然而，除了獲得企業資源與資金支持，對於藝文團體來說，上述趨勢也未必全都帶來正面影響。土耳其學者德維秀魯（Gökçe Dervişoğlu）在 2009 年第 11 屆伊斯坦堡雙年展中，便發表研究討論如何評價企業對藝術的支持。該次雙年展的主題是「是什麼讓人類活著？」（What Keepss Mankind Alive），著重討論藝術與權力的關係。
這篇研究首先指出，80 年代歐美各國興起去管制化（deregulation）與經濟自由化（liberalization）等浪潮。而在藝文領域，隨著社會階級分化、大眾消費品味差異化（針對不同族群打造不同的消費商品，包括文化消費品）、重視展現獨特的風格，文化產業（cultural industry）因此逐漸形成。
90 年代中期，許多新設立的大學紛紛開設文化管理課程，希望可以宏觀促進對文化政策的討論，又可在實務上培養管理藝文組織與企業贊助的人才。
私部門之所以支持藝術發展，主要是因為導入了「增值」的觀念。文化藝術被視為是可創造獨特性、能在競爭市場中創造差異化的工具。在這種趨勢下，藝術與文化得以成為中介角色，轉換獨一無二的價值感受，讓「體驗經濟」產生價值。
這份研究指出，企業支持藝文活動的第一個原因是「聲望」，其次則是「品牌識別」。換言之，企業本身的發展策略決定了該企業如何發展藝文 CSR。對 Okandan 來說，這樣的藝文 CSR 對文化與藝術的發展究竟能帶來良性或惡性的循環，還需要更多的討論與反思。
英國巴斯大學的菸業控制研究小組 2020 年也指出，由於世界衛生組織及許多國家均禁止菸商廣告，菸商只能透過高額的企業贊助進行企業露出並提升企業形象，對流行音樂會等活動的贊助支持，更提升了菸草在青少年族群中的可見度。
在這個脈絡下，菸商的藝文 CSR 其實是市場行銷策略的一環。接受菸業贊助的藝文單位包括大英博物館、英國皇家藝術學院、美國惠特尼美術館、美國國家美術館、美國大都會美術館、法國坎城國際創意節等世界知名的藝術機構與活動。
看見藝文 CSR 的經濟與社會效益，借鏡國際串起更多可能
企業投入藝文 CSR 可以有多重效益，粗略可分成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 2 大類。經濟效益並非認為藝文 CSR 可創造多少經濟產值，而是將藝文 CSR 視為企業策略投資的一環，不論是為了擴大市場、吸引消費者認同或是提升企業形象，企業期待的回收並不來自對藝文活動與團體的支持本身，而來自更宏觀的市場考量。
由這個角度出發所支持的藝文活動與團體，往往較接近傳統的慈善捐助，且不具倡議與批判性，投資通常也過度集中，對相對小眾卻需要長期發展的藝文團體來說，未必是好事。
而注重社會效益的藝文 CSR，則更看重企業帶動社會轉型與社區再生的能力，並關注各種藝文活動所蘊藏的創造力與批判思考能力。在一個清晰的社會倡議帶領下，這類型的藝文 CSR 往往更能支持藝文團體長期而穩定的運作，也更能帶動公民社會在各個面向的對話與意識覺醒。
然而，儘管是後者，也不代表企業可以不計成本地投注資源。雖然要建立一個社會影響力指標並不容易，但無論是企業還是受支持的藝文活動／團體，都必須思考如何說服企業投資人，此類支持的意義與社會效益。
整體來說，臺灣企業投入藝文 CSR 雖然已經累積一些模式與經驗，但仍缺乏更廣泛地經驗交流與制度整合。愛爾蘭串起企業與藝文界兩端的「企業藝術連結」（Business to Arts）組織，或許是臺灣推動藝文 CSR 可參照的發展方式── 讓企業與藝文界都有機會學習並交流合作經驗，進一步串起更多協力的可能。
